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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文/杨泽西 不是母亲给我讲，我都不知道我记事前竟然经历了那么的挫折和磨难。 母亲说，我刚出生就差点被阎王爷夺去，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太可爱了吧。 当时母亲抱着我坐在马车上，父亲在前面赶着马，不知怎么的，马突然就惊了，拉着母亲和我飞奔起来，车轮都掉了一个，马还是不肯停下来，母亲当时害怕极了，心想完了，孩子保不住了……还好最后有个人在前面把马拦了下来，母亲和我才有惊无险。 刚刚的经历算是命运和我开的一个小玩笑，接下来的遭遇是真的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是上午八点多出生的，回到家后，没多久就听到邻居来通风报信，说“小分队”来了（当时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帮人，我们都叫他们小分队），赶紧让我们躲起来。因为当时不让生二胎，生二胎是违法的，还要罚很多的钱，而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二胎。 父亲一听到“小分队”要来，立马爬到了瓦房的屋顶上，因为在当时那些人是可以打人的。奶奶把我放到竹篮里面，用小被子紧紧地裹着我一路小跑。而母亲刚生完孩子，跑不起来，就躺在床上。当时的情况是只要孩子生下来，“小分队”们就没了辙。所以当他们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得知孩子已经生下时，气急败坏，立马命令父亲爬下来，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藏在屋顶的父亲，这时候就有了打父亲的理由；而可怜的父亲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从屋顶慢慢爬了下来。 “生了？” “生了。” 啪啪就是两巴掌。 “小分队”走了之后奶奶才敢折返回来，听母亲说，当奶奶打开被子的一刹那，她们瞬间吓坏了，我被被子裹的太严实，小脸被捂得发紫，掐了几次人中都没哭出来。那次是真的差点当阎王的孙子。 还有一次，当时我有一岁多，父亲带着我在田
二十四个天空
文/邹弗 我家在黔地，从那里到北方读书，要坐54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每一次，都像是在经历死亡，然后又获得新生。对于我们来说，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我们的某段人生。 ————题记 我一个人坐在下面的木椅上。头顶的天空蓝得可怕。 2019年三月秋叔把书店从南京搬到了贵阳，在新添寨开了一个近乎“透明”的书店。我是四月份知道这里的，我经常一个人来，在这里，孤独是一种享受。上帝的手指划过天际，在明朗的天空里留下了极为浅淡的一笔，你需要抬起头，认真地读，一遍遍，才咀嚼得出味道。不过这里的安静足可以使你做到，它被剪裁得格外精致。 我就是这样对千树说的。千树歪着头，把嘴里的薯条细细嚼碎，摇着薯条包说：“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随后千树站起来，我有点期待地看着他，千树咂咂嘴巴：“明天去啊！” 明天当然没有去。千树在寝室睡了一上午，下午去计算机教室做练习，我没有去，在床上继续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千树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包括那天阿来在二十四香书店的读书分享会。 阿来的读书分享会我是一个人去的，千树那天起得很早，不过我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一个人在书店外面闲逛，在一棵挂满红色巾带的十方树前停下，它令我想起千树，不过千树没能和我一起来，甚至一次，我也没有多大遗憾。比较来说，我喜欢这里的那种清空的孤独感，夹杂些熟悉的味道，仿佛千树曾经与我来过这里。 我见到了阿来，那个坐在木椅上谈笑风生的中年男人。听他说起他的经历，他写《尘埃落定》的那些日子，我突然觉得那种经历难得而且美好，我托着下巴听他讲得津津有味，并一面幻想着属于我的轰轰烈烈。 回到寝室是傍晚时分，千树不
少年时代的第一场雪
文/张云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用中性笔一下一下地敲着下巴，苦苦思忖着该如何破题。偶尔望向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和漫天席地的雪景映入眼帘，尽管并没有传说中的“燕山雪花大如席”，但晶莹的雪花也给了我无穷的希冀，作文的感觉像倾倒出杯子的啤酒泡沫一样冒了出来。我在想：在人为眼前的困局犯愁时，为什么不去往窗外看一看？ 我放下笔，决定去操场上随便走走。 雪已经没脚厚了，不知什么时候第一片雪花落在地上，也不知什么时候最后一片雪花降临人间，它注定就这样在未知中诞生，又在未知中消逝。我踩着蓬松的积雪，鞋子发出得意的声响，直到走出很远，我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一排脚印是那样丑陋，就像白纸上的几个黑点，可当我迈出每一步时，心里却都那样充溢着快乐。 远处堆着一个雪人，晶莹剔透的样子，使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一个同雪人一样晶莹剔透的年代，这段相对短暂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就像一场注定下不大的雪，令今天的我百倍垂怜，我甚至一直固执地认为，我的少年时光，就结束在一场雪中。 同学小L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惊喜注视着自己的手心：“张云帆，我看到雪花的样子啦，真的和画上画的一模一样！” “是吗？让我看看！”我赶紧伸过手去。 “晚了，雪花已经化了。” 我用表情告诉小L我很惋惜，她让我伸出手接住雪花自己看，我怅然地摇头。 过去的时光就像这雪花，还来不及看清它的恬美，它已经消失在你的手心里。 去年的一切其实并不遥远，只要睁大眼睛，使劲眺望，还可以看到一丝这段岁月若隐若现的影子，但只要眼皮稍稍松弛一下，或许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于是，我努力睁大记忆的眼睛，将记忆中的那个雪天发生
为自己监考
文/张宇顺 一 我从未想到这次考试的监考工作会如此特殊。 因为参加考试的，除了考生，还有我自己。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2019年的夏季高考而忙碌准备的时候，我却接到了上级安排的任务：为全市惟一一位患结核病的考生监考。 肺结核的平均治疗时长是一年半，而这位考生接受治疗却仅有四个月。尽管疾控中心给出的结果是“未检测到明显病菌”，但为保万无一失，市招生考试院还是决定为这位特殊考生单独设立考场，单独安排监考人员。 但是，为避免引起其他考生恐慌，监考人员除口罩、手套外，不得穿戴其他防护服具。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近距离地触碰“肺结核”这个名词，以致于接到这项工作安排后，毫无防备的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四遭的景物慢慢消失，领导的安慰变得抽象，恐惧如同毒草一般在我的心际疯狂蔓延。我甚至开始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预演自己被感染后会怎样，我的亲人学生，我的生活工作……那种没有尽头的晦暗像黑洞一样撕扯着我的理智，每思其恐，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两股战战。 可是我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田校长告诉我，与我一同监考的是校医樊大夫，只要按照她的要求来，危险性就很低。 我实在不敢妄自揣测这个“很低”的危险性到底有多低，我只得拼命安慰自己：人，不能成为恐惧的奴隶。 步入考务大厅，与其他所有老师一样，上交手机、手表，领取考务材料……然而似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特立独行”，纷纷侧目而视。靠近我的栾老师还冲我点点头说：“宇顺，保重！” 樊大夫带着备用设备来得稍晚一些。她坐定后与我对视了一眼，虽无交流，两人却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我们几乎是易水河畔的荆轲了。 但没有高渐离为我们临行击筑。 二
石老师
文/张小波 公司新来了个女同事，一番攀谈之后，我知道了她姓石，而且跟我还是同乡，关系瞬间就亲近起来，好像我俩认识很久似的。我说：“‘石’这个姓，还真是不常见，印象中第一次遇到姓‘石’的咧！”。但是想了会儿，我又说，“不对不对，我大一上学期的英语老师，好像也姓‘石’……” 于是时间带着我回到了我大一那年。那时，我们英语课分A、B两个班。在分班之前，学院特意安排了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在A班，稍差点的在B班。我凭借正常发挥成了A班唯一一个男生，这正中我下怀。对于“男女搭配，学习不累”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在高三时，同样因为成绩好的缘故，我的前后左右坐的都是女生。下了课，她们就围着听我唱周杰伦的歌，真是春风得意，人生赢家！到了大学，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难免会暗中较劲儿，争做各自家乡的宣传名片。于是我在女生面前的表现欲更是无比膨胀。当听说负责我们英语课的是一个女老师时，我沾沾自喜的心情完全写在了脸上——看样子，这回我是掉进盘丝洞里了！ 记忆中的石老师，是一个体态微胖的中年女人。江苏人，穿戴讲究，举止端庄，从头到脚都彰显着气质和修养，一头金黄的卷发相当精致，发量和她的女人味儿一样足。令我印象更深的则是她人畜无害的声音，绵言细语，如沐春风，至少对我来说百听不厌。后来才知道这是吴侬软语，苏南人讲话大都是这种腔调，嗲声嗲气，油而不腻，以至于自此对江南女子又多了一份偏爱。 开学第一堂英语课，我按习惯坐在第一排中间（无非是想在老师面前摆出热爱学习的姿态）。铃声响了，她走进教室，朝讲台下面看了一圈，开口说，“呀！咱们班里只有一个男孩子嘛？”女同学们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