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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监考

文/张宇顺

 

我从未想到这次考试的监考工作会如此特殊。

因为参加考试的,除了考生,还有我自己。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2019年的夏季高考而忙碌准备的时候,我却接到了上级安排的任务:为全市惟一一位患结核病的考生监考。

肺结核的平均治疗时长是一年半,而这位考生接受治疗却仅有四个月。尽管疾控中心给出的结果是“未检测到明显病菌”,但为保万无一失,市招生考试院还是决定为这位特殊考生单独设立考场,单独安排监考人员。

但是,为避免引起其他考生恐慌,监考人员除口罩、手套外,不得穿戴其他防护服具。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近距离地触碰“肺结核”这个名词,以致于接到这项工作安排后,毫无防备的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四遭的景物慢慢消失,领导的安慰变得抽象,恐惧如同毒草一般在我的心际疯狂蔓延。我甚至开始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预演自己被感染后会怎样,我的亲人学生,我的生活工作……那种没有尽头的晦暗像黑洞一样撕扯着我的理智,每思其恐,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两股战战。

可是我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田校长告诉我,与我一同监考的是校医樊大夫,只要按照她的要求来,危险性就很低。

我实在不敢妄自揣测这个“很低”的危险性到底有多低,我只得拼命安慰自己:人,不能成为恐惧的奴隶。

步入考务大厅,与其他所有老师一样,上交手机、手表,领取考务材料……然而似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特立独行”,纷纷侧目而视。靠近我的栾老师还冲我点点头说:“宇顺,保重!”

樊大夫带着备用设备来得稍晚一些。她坐定后与我对视了一眼,虽无交流,两人却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我们几乎是易水河畔的荆轲了。

但没有高渐离为我们临行击筑。

 

 

 

高考是严肃的,我们按照划定好的路线进入考场。我手里托着试卷袋,感受着那一份沉甸甸的重量。眼角模糊的余光掠过警戒线外摩肩接踵的考生和家长,心中泛起一种莫名的滋味。

进入备用考场,我们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发放材料、开窗通风、穿戴防护等等。

入场的铃声如炸雷般响起,让我心慌,我和樊大夫静静站在考场门口,等待考生入场。

有个考生经过我面前时,刚好问他的同伴:“我很紧张,怎么办?”

我接道:“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肯定没问题。”

虽他不属于我的考场,但他停下脚步,他对我说:“谢谢老师。”

等到其他考场的考生都陆续进入后,备用考场惟一的考生才由引导员带领入场。

他的个头出乎意料的高,瘦瘦的,脸上也按照要求戴着口罩。

我拿起金属检测仪的瞬间有些犹豫,因为凭借我匮乏的医学知识,我不清楚凑近他扫描会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但转瞬我便醒悟过来:他是我的学生,我是他的老师,起码在此时此刻,在这考场。

我不再迟疑,仪器在他的身上一寸一寸扫过,我对考生说请张开双臂,请转身,他都很顺从地照做了,我们配合得很好,有种无言的默契。

而后便是按指令操作。下发试卷后,我和樊大夫回到教室前面,紧绷的神经稍稍得到喘息的空间,这才有机会细细打量他。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外套,袖子上有两道白色的横纹。里面是一件白衬衣,长裤是黑的,看花纹大约与上衣是套装。深色的口罩衬得他肤色愈发的白皙。他的发型是高中男生常见的那种寸头,干干净净的。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他的头顶浇出一个褐色的圈。

准考证上的他在腼腆地微笑,眉清目秀的,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话,他一定也是个阳光、干练的孩子吧。

我突然感到心酸,他毕竟只是个孩子。我对考生说:“孩子,请千万不要觉着我们歧视你,这都是按招办要求来的,你安心答题。”

他连声答应,用力点头,他说:“谢谢老师,我知道。”

他笑了。可惜隔着口罩,我看不到。

 

 

 

他的笔尖不断敲击着桌面,像是小鸟啄食着名为知识的草籽。他眉眼中满是沉稳,题目答得很顺畅,似乎没受什么影响。这四个月以来,他应该已经适应了戴口罩的感觉吧。

但我则全然相反了。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叫做N95的口罩,布料很厚实,想要隔着它把外界的空气吸入体内竟是如此的艰难。我感觉自己像条濒死的“涸辙之鲋”,又像被严刑逼供的犯人——这两者的共同特点在于,客体都接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而且N95的布料有些发硬,与我的脸型不能完全契合,呼气时热气流会沿着鼻翼两侧喷出,给眼镜染上一层白雾;吸气时口罩缝合的尖角则受负压收缩,反复戳我下颌,像是打桩机一样,竟要在我的脑袋上钻出个孔来。

最要命的是口罩内的线头,它们总是随着气流的翕动而抓挠我的鼻腔——这该是几只迷路的蚂蚁,错把我的鼻孔当作蚁穴了吧!

与此同时, 我手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橡胶手套看似纤薄,实则密不透风。为了方便穿戴,里面还涂上了一层滑石粉。但是由于内部闷热,毛孔里渗出的汗液半点也不得蒸发,只好在密闭的手套里与粉末充分搅拌,形成了水泥一样的胶状物,烧灼着我的皮肤。偶尔忍不住揭开看看,里面早已一片红肿。

平日里讲过的那些课文在这时一篇一篇地浮现出来,我顿时又觉着自己像司马迁,或者祥林嫂。

N95是枷,胶手套是索,我终于明白正在接受考试的不仅仅是考生,而且还有自己了。


 

 

他一直坐在相同的位置,偶尔抬头看看表。他的视力似乎不是很好,总是挤眼睛,因此当他抬头的时候,我便提醒他时间。

两天的高考就这样过去,等到英语科目的演算纸也收上来之后,我对他说:“早日康复,祝你考个好成绩。”

他站起身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谢谢老师。”然后跟着引导员离场,很快地飞走了。

他还是笑,虽然隔着口罩,但我看得到。

我们捧着他的卷子往回走。路上樊大夫告诉我,这小伙子挺好的,看到他,就想起自己儿子了。

回到考务大厅,年级里的蓝主任问我:“怎么样,没事吧?”

我说:“没事,挺好。”

负责考务的崔主任告诉我,据说这孩子学习不错,是个一本的好苗子。

我忽然就觉着,这两天的煎熬都是值得的。

走出考务室后,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回想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更加笃定了自己不仅是在为考生监考,更是在为自己监考。这期间的反复不仅是对我身体素质的考验,更是对我教师身份的考验。

当时的我可以拒绝,可以敷衍。我相信,就算我们没有贴近他的身体进行扫描,而是保持距离;没有亲手把演草纸发到他的手上,而是放在他旁边,甚至让他自取……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任何普通人敢于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克服对于传染病的恐惧——人类终归是脆弱的。

但是,我们没有被病痛的恐吓击倒。我和樊大夫尽职尽责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我们为考生拉窗帘,为他送手帕纸、为他收拾文具……我们像对待正常考生一样对待这个孩子,我们全力以赴照顾他的身体和情绪,我们尽可能地减少疾病对他的影响,我们尊重每个孩子受教育和参与考试的权利。

人的确很脆弱,但教师很坚强。

 

 

 

高考结束了,我的考试与监考工作也结束了。

在这场特殊的考试与监考里,我没有作弊,也没有舞弊。

答卷交上,我很庆幸,我及格了。

有作家说,所有人都会有害怕的东西。但若感到恐惧就躲起来,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例如第一道闪电,第一束火苗……让人类进步的所有事情,都是由恐惧开始的。

但是我们需要把恐惧变成美丽,将腐朽化为神奇,因为这是教师的职责所在。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教师行业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考量。

因我们是教师,便应该保护莘莘学子十年寒窗的梦想;

因我们是教师,便应该使得娇艳荷花立足淤泥而绽放;

因我们是教师,便应该将“教师”两个字写成大写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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