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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名刊《名作欣赏》刘俊芳评论：都市异乡人的危机与救赎
《雨中的奔跑》：都市异乡人的危机与救赎
本篇评论原载文坛名刊《名作欣赏》2017年第1期中旬刊
关于“异乡人”的定义，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社会学—— 关于社会化形态的研究》一书。西美尔认为“ 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
首先，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我”在城市遭遇着身份确认危机。九十年代的政策规定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必须要有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这种制度造就的鸿沟犹如一条警戒线，将都市异乡人下意识地视为威胁社会安定的“异类”，使他们无法在城市面前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局促不安之中。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在听朋友说起警察将大街上好好走着的“三无”人员不由分说地拉上路边的依维克时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子，担心下一次就会轮到自己。
身份确认危机造成了都市异乡人的被排斥感，然而真正威胁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首要条件还是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在物质上比较充裕，精神才能更加自由，实现“诗意地栖居”。然而，“诗意地栖居”终究是一个理想化的彼岸世界，最起码对于文中的主人公“我”是难以实现的。“我常常给书商田瓜当枪手。所谓枪手，便是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然后挣出明天的饭钱。我不这样干，就只能露宿街头。”物质的挤压把人抛入一个近乎绝望的境地，女友宋歌的意外怀孕更是让人感到无助惶恐，“我们就结婚吧？可是哪来的钱呢？结婚也是一种消费啊！”最终他们选择了去医院打掉孩子。谋生尚且不能，谋爱更是困难。小人物在物质的重压下变得如蝼蚁般卑微渺小，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放弃结婚生子的基本权利。生存危机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逼迫着都市异乡人，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强大的物质霸主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而那些深陷物质困境的都市异乡人只能被驱赶到边缘化的地带，一步步丧失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无疑会加重他们的漂泊感与危机感。
与物质困境相比，精神危机似乎更是一个难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然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市异乡人在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里迷失了自己，成为了无根的浮萍和失语的路人甲。“我在北京总是面对电话本上的一个个人名和号码发呆……有时，我会出于无聊之极，便占卜一般，随便拨一个号码。无论对方是谁，我拨通之后会突然改变主意，竟然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挂断了。”身居闹市之中，繁华喧嚣却丝毫没有冲淡心头的孤独和寂寞。个体在都市之中遭遇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他们不禁开始追问自己当初选择城市的目的，“我来北京寻找什么呢？是所谓的理想，还是虚幻的爱情？我一无所知。”“我”希望像当年那个从湘西跑来京城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一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然而“我”的寻梦之旅却充满了坎坷磨难。宋歌含沙射影地讽刺“我”：“他成功了，而你呢？你会成功吗？”就连“我”的诗人朋友周空也说：“文学快他妈的都成了婊子了，快成了当官的擦脚布了，你丫的还这么不识时务？……你丫的混得也差不多快成孔乙己了，这是何苦呢？你丫的以为你是谁啊？”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而爱情也同样让人无奈绝望。宋歌和“我”的感情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充满了试探性的意味，我们就像在进行拉锯战一样进行着感情的较量。宋歌渴望抓住身边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人作救命稻草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没钱没势的“我”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无力把握。所以最后宋歌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投向了金老板的怀抱。当爱情也逝去的时候，“我”在这个城市更是显得可悲可笑，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张牙舞爪地吞噬着一个追梦青年的希冀。
二、都市异乡人的救赎之道
作为一个在京漂泊的游子，城市无情地挤压着“我”的肉体和灵魂，“我”在与城市一次次的博弈中败下阵来。这个时候，脑海中关于故乡的回忆成为“我”拯救自己的良药。于是，“我”的思绪不断地退回到遥远的吕梁山，从故乡的种种人事中找寻精神养料。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这与《雨中的奔跑》中主人公对于故乡的认识不谋而合，“记忆的源头只能是人的童年和老家”。看炮子爹杀猪时的害怕，上学时被人发现身上有虱子的局促，买到小人书时的激动，被猞猁欺负之后的委屈，为逞英雄拦汽车时的可笑，参加梅梅姑姑组织的革命运动时的震撼，对电影院放映的革命电影的热忱……这些点点滴滴的碎片回忆都伴随着“我”对童年的一次次回顾加工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主人公的独特的个人体验。尤其是梅梅姑姑和奶奶对“我”的温情照顾和陪伴，更是“我”时刻从冰冷的现实中闪回到故土的神思之中的重要原因。然而，作者笔下的故土世界却不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那般恬静美好，“我”还是会受到小伙伴们的捉弄和嘲笑，暗恋的梅梅姑姑也最终客死他乡，亲近的奶奶后来也病逝了，内心的怕与爱也丝毫没有因为带着回忆的眼光而有所遮蔽和欺瞒。正因如此，才显得李迎兵笔下的吕梁故土真实可感，充满生机。那么，“我”还能回到原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我不可能回到原来死水一潭的生活圈子里了”。故乡永远是记忆里的故乡，在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下，而今的故乡也已经面目全非。同时，主人公的都市认知经历使他再也无法忍受故乡的贫穷与落后，即使回乡也依旧是个“异乡人”。所以，“我”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乡。正如梅娟所说：“在理性精神已经透彻骨髓的人们身上，返乡总是无往而无返的，它承受了离家之苦的回归，再也无法按原路返回，只能承袭出发时的精神，这一归途痛苦万分而又毫无希望。于是，借助于乡土怀旧这一审美的途径，那些受了彻底的现代精神支配的人，透过这一情怀，去找寻所处空间的在家感、存在感和认同感。”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主人公只是把故乡看做是精神家园，在一次次对故乡的回望中实现“精神返乡”。
“存在对人的关系是抛掷与被抛掷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抛者是存在,被抛者是人。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作为被抛而成其本质的。这就是说人的生存虽然直接是人自己去生存,但从根本上并不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而是由存在的抛投所决定的。……是人的命运所在。”在庞大的时代洪流裹挟之下，个体似乎很难把控自己的命运。城市对“我”进行无情的碾压，归乡也绝无可能，那么，“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指出:“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而主人公面对命运的不公即使偶有抱怨也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正如书名《雨中的奔跑》，要在残暴的命运的攻击下努力向前奔跑。“只有这不停的奔跑的脚步才是唯一的希望”。虽然命运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努力而放弃对“我”的围追堵截，但“生活总还是有些盼头的。尽管，我每天一早醒来一点头绪也没有，但仍然要充满希望地活着。我想一切都会好的。希望正是在我刚刚无法企及的地方。”“奶奶活着时曾对我说过，绊倒了，快爬起来。人只有好好地活着，一切就可以从头再来。”在经历了大城市的幻灭感之后，“我”仍然能保持这样的人生态度，从自我激励中实现灵魂救赎，以此完成对命运的不断反抗。
三、结语
身份确认危机、物质困境、精神危机犹如三座大山一般压在像主人公一样的城市漂泊者身上，而这种普遍性的生存困境在巨变的中国大地上又无时无刻不在上演。面对急剧膨胀的物质化社会，面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或欢欣鼓舞于那令人振奋的统计数据，或批评质疑着这类泡沫式的、不计后果式的发展，大家都在询问社会的去向如何，经济的发展如何，却恰恰忘记去关心每一个拥有独特价值的人将会如何？每一个犹如“城乡结合体”的“都市异乡人”如今如何？《雨中的奔跑》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从“人”的视角对这一境况加以审视，记录与见证着这一历史时期隐匿在大都市中的痛苦和呻吟，以及，他们的不屈与坚强。同时也在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面对转型期下的巨变社会，个人自救终究势单力薄，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和制度的充分保障才是解决都市异乡人危机与困顿的有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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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迎兵.雨中的奔跑[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文中所引原文均出于此）
［2］盖奥尔德·西美尔，著．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态的研究[M ]．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国[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杨惠琼：新时期的漂泊叙事与现代性体验——对空间、时间、性别的家园体验[D].福建师范大学2012
［6］吴妍妍：城市“异乡人”的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回归[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7］苏奎：漂泊于都市的不安灵魂[D].东北师范大学 2006
［8］刘雨：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与文学的精神还乡[J].东北师大学报，2006（05）
作者简介：
刘俊芳（1992年），女，山西忻州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