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反映模范党员领导干部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吴玉辉的《谷文昌》是尤其感人的一部。

谷文昌自解放后来到福建东山县，后任县委书记。他用了14年时间带领群众彻底改变了东山岛极为恶劣的自然生态，尽最大努力保持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给东山县人民带来莫大福祉，以至今日县里百姓还念念不忘他的功绩，年年自发纪念，形成“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民风。

中国人重视祭祖，举行颇为庄重的仪式，这一传统已延续数千年。而在中国的这个县，众多人祭祖前先要祭拜一位五六十年代的县委书记，把祖宗放在后面，是相当破格和令人难以思议的。仅凭这一点，谷文昌就应该是一位十分特殊的县委书记。但也许由于过去宣传不够，我了解谷文昌还是通过这部文学作品。

这是一部由当过县委书记的人来写县委书记的作品，所以写得很内行，写出了这个岗位上所有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作者吴玉辉就出生在东山岛上，他小时常听老人讲，过去岛上的风沙筑成了风墙向前移动，埋没过十几处村庄，使大量人口外出乞讨求生，直到来了一位拼命干的县委书记谷文昌，破天荒寻找到能够上岛存活的树种，经年累月带领大家抗风沙修水库植树造林，终于把海岛建设成一座谷满仓的绿洲，改变了全岛人及子孙后代的命运。因此，这任县委书记对于东山居民来说，确如治水大禹一样值得永远怀念。吴玉辉虽然没有见过谷文昌，但对他的感念之情不能忘怀，以至许多年后，终于开始遍访岛上老人、彻底查阅县里档案材料，写出这部厚重作品。吴玉辉于写作并非半路出家，构思此书时，其作品已获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享有声名。谷文昌没有想到，在他去世30多年后，东山岛会产生出一位作家，重新寻觅他的足迹。两人没有过生命的交集，但神交绵绵，进行了超越时空的对话，大概，这也可视为一种宿命，关于一座海岛的宿命。

这部《谷文昌》浸透了作者沉甸甸的感情，读时能感到书里暗涌着翻腾的热浪。表面看，找不到书页上哪里有渲染的词句，细体会，才知是字里行间都渗出有写作者的敬意。作者用情很深。

谷文昌是由长期民间祭奠获得重新发现的人物，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模范领导干部。在他身上，集中了人们理念中对于共产党员优秀品质的认识。当然，不仅如此，谷文昌也奉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行的从政观念，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义，自古受到尊重。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看，谷文昌也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良官循吏的典范。作者写书时没有忘记追溯他的身世，帮助人们了解这位太行山石匠出身的朴实人的朴实信念，以及他受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书塑造了一位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具有超前观念的县级领导干部。谷文昌当年做的很多事，都是今天看来正确、而当年看未必合时宜的。他具有不懈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改良意识，上任不久就开始研究岛上能否长起树木，从地质学结构上找到发展植被的根据。他亲自发现和推广了木麻黄树的种植，以后领导群众大规模植树、种草、造堤，以科学的规划和愚公移山的实践精神改造了东山，再以后，即使在“大跃进”年代，即使在内地大部分省区发生大规模毁山毁林现象的时期，东山也没有被允许随便砍伐一棵树。应该说，这位县委书记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东山留下的每一棵树，都成为他的纪念碑。

更难得的是，谷文昌的超前意识还表现在尽其所能维护了当地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抵制了一系列“左倾”潮流。国民党逃离大陆时，从岛上卷走了大量壮丁，遗留给东山大量“敌伪家属”，令他们以后备受歧视，而谷文昌主政后，敢于冒政治风险，决定将这一群体改称为“兵灾家属”，从根本上保护了他们。那时，岛上渔民出海遇台湾兵船时，常被国民党军抓住“教育”后释放，回来成为有污点的“抓靠”人员，也是谷文昌制定政策，要求对他们平等看待、不得歧视。“大跃进”中，他制止渔民大炼钢铁，把跃进热情引导到兴修水利上去；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允许斗争那些因饿极偷窃的社员，解散食堂、分配自留地，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所以，谷文昌的政治觉悟也是很超前的，事过境迁，时至今日，想望当年不能不令人敬佩之至。

但他的伟大又显然不能简单以超前意识述说。当年，也想像他那样做的干部绝不止他一个，与他的区别多在于勇气，在于是否考虑到保官和升官。谷文昌的伟大，就在于他坚持真理和良知，为了百姓的生活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执政理念用现在话说是以人民为中心，但这不仅意味着尽力为人民服务，还意味着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个人安危进取放在第二位。这个就难了，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也还是个考验。当过县委书记的作者，自然比普通百姓更理解当年谷文昌处理那些重大事件时面临的选择与艰难，他是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在书写，写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领导干部。

当然，作者也写到了谷文昌赢得的人民群众的由衷热爱。“文革”中，已调任省林业厅的谷文昌受到冲击，陷于困境，此时东山岛老百姓也表现出清醒的“超前意识”，出动一支造**派队伍赶到省城，以揪斗走资派为名将谷文昌接回东山保护起来。当时东山两派造**派正打派仗，势不两立，但两派都不找他的麻烦，普通群众则在谷文昌落难之际向他表达了深切的关爱。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写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善有善报”为人间常情，读者看到一位为老百姓做出重大贡献的好人，能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回报，会感到格外欣慰，也才愿结束全篇的阅读。

但愿这部好书能走进各级党校，放上全国所有县委书记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