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月记》:方言下的原生态写作——李迎兵长篇小说新著初探
一
谈及和李迎兵先生的相识,也是偶然间的一种巧遇。
癸卯端阳之月,先生在好读书店举办《沐月记》新书分享会,以此来向大家解密文学的写作密码。我有幸获悉,只身前往得以聆听,由此,认识了先生,并拉开了彼此相识的帷幕。初次见面,先生衣着朴素,举止得体,谈吐间亦不失儒雅之风范,在其貌不扬的外表下,竟然蕴藏着如此丰富的见识与内涵,委实让我有点讶异。不过,此等境况之下,也正应验了那句古话,人不可貌相也。在书店时间匆匆流逝,倏然一过,和先生之间的互动共语,也就寥寥几笔。然而,通过这样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了解,接触,还是让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原来这个世界果然存在于一种心灵的感应。寻向所志,似乎是每个文学爱好者,参与者极易引起的一种共情,恰巧这一点,先生在无意间就酣畅的袒露出来。就像对故乡的眷恋和敬畏,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情结。我没有舍我其谁的那种魄力,因而也就无法描摹出家乡灿烂的那种历史文化,所以,在这一点上,说白了,我是比较存有遗憾,且是欠缺的。相反的是,先生已有所成,还是那种磅礴之势的腾跃姿态。
在手机的百度页面上,先生的简介,还是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先生在中国小说界,已然是一位成熟且成就斐然的成名作家了,两相比较,我确实有点自惭形秽了。先生的《温柔地带》《美人归》《雨中的奔跑》《校园情报快递》多部小说频频问世,并且连连获奖。其中《狼密码》《狼狐郡》《沐月记》可以说是以离石文化背景为基调的三部曲,尤其是《沐月记》以吕梁儿女浴血奋战为底色,抒发了在那个腥风血雨,烽火连天之下李府的兴衰和变迁。以及摒弃旧时陈朽之气,巾帼不让须眉的烈女子,闹革命,参会战,奔延安。洋洋洒洒58万字,一气呵成,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忍俊不禁。作品描绘的吕梁地区,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阵地。而离石这个地理空间,无疑是作者有意识的一种安排。因为,我们从文中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先生对家乡的无比炽爱,以及对宏大时代由衷的赞叹。其文字的丰盈,故事情节的驾驭,结合对自道的探索,无不彰显出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
小说故事结构框架的构建,填满了丰润的血肉,使得故事具有较高的可读性。结合生动的情节,扣人心弦的高潮设计,读来瞬间就引人入胜,充满了浓厚的文学氛围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对方言的把控,运用这一块,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信手拈来,让我深深地折服不已。
晋语以其朴实,厚重的风貌,历来是北方,尤为重要的一种语系。而晋语也囊括了诸多地方性方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在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语言的艺术,实则就是说的方言。因为方言无时无刻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日常所有的口语化对白中,这种对话是文学艺术的活水之源,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无法脱离的一种素材和营养。
方言,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语言表达形式,它以特有的地域性文化,来承载在这一方土地上生存的人类。并以不同背景和不同风俗来区分,每个族群部落之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方言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相对于还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于此而言,也是具有重要意义所在的。在吕梁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生活长卷中,赋予了方言丰富的内涵,而书中使用的方言,主要以离石话为主。作者从细微处出发,用最简朴的话语来剖析暗黑时代下,面对侵略者罄竹难书的罪恶,以及无法原宥的野蛮行径,吕梁儿女奋起反抗命运,驱逐贼寇,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和平的一部宏琏壮阔的血泪史。
二
作品开篇就以离石为历史地理坐标,并佐以离石特有的民俗,民风,方言为基调,为我们展开一幅宏大的,辽阔的,深远的沧海巨变世事变迁画卷。
接下来作者结合温润,清越,委婉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温和与残酷并存,恩慈和冷血共处的李府大院。在我看来,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背景,着实给我们的视觉上,感官上带来不小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小说从小月莺的童年开始切入,用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的手法,糅合了原生态的写作方式,把民国时期的李府大院,清晰的,立体的勾勒刻画出来。首先,李老太爷过完七十大寿,拄着文明棍的出场在情节设计上,就足以看得出李府的恢宏和气派了。高悬的牌匾,门口的两只大狮子,像极了作为傧相的迎宾郎,而这些开场白,实则在给我们透露一点,那就是李府在整个小说中所处的分量是不容小觑的。作品以作者的故乡为背景,这一点从侧面来说,也是作者对故乡文化,历史,以及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和热爱。因为,据我所知,作者已然在京师之地数十载了。由此可以看出,小说把故事背景放在民国时期,也是在,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了解,感受离石的沧海桑田和历史变迁。就好比李府的东西塔楼,以及东关一条街,从历史的长河中脱颖而出,又在滚滚潮流中蜕变,消匿。且这些过程,又无一不在叙述和见证着那时的繁华和峥嵘。
按照作品的铺排叙述,小月莺这个形象,是具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小说依据真实的历史事件,佐以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配合时间这条主线的流转和变迁,再通过多元化的视角,给我们展现出,不同场景,不同年龄段的李潇丽,也就是小月莺。而在小月莺成长的过程中,和她命运相关联的一个个人物形象,饱满而丰沛的跃然纸上。他们是那么立体而鲜明,既有刚正不阿,视死如归的正面形象,譬如刘佳慧,曾姨娘苦命之人等,也有阿谀奉承,为非作歹的负面人物,例如穆占山,疤老四之徒等。不同人物的形象,命运也是不尽相同的。杨花花,陈香香,于晓梅,水崎丽子,舒苢圆,赵兰兰,常媛媛,这些女孩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在生存境遇和未曾泯灭的希望之光中,挣扎,妥协,甚至是无奈的接受这样的精神疼痛。
小说的延展性在于,把一些小人物的命运,用来烘托主人公的立场,这一点是最巧妙的。它的巧妙在于脱离了那种宏大的自叙模式,而是采用不同环境下,不尽相同的人物来丰满主人公的血与肉。也可以说这些小人物占据的笔墨是一种平均主义,以她们的命运走向,从幽暗的历史深处,挖掘另一个维度世界中不灭的精神。看似毫无规则的一种排列,实则并未缺失那种井然有序的推进。故事从小月莺和曾姨娘的对话开始,逐步到借据分波,以及后来的曾姨娘跳楼,云莺姐出嫁,李文举被绑票,赤兔马之死,舒苢圆烧炭自杀,一桩桩,一件件,无不震颤着她幼小的心灵,使小月莺的童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悲恸。
然而,曾姨娘究竟为何跳楼,舒苢圆为何烧炭自杀,小说中并没有详细的阐述,而是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空间。仿佛这样的设计,具有更多的挥发性和挑战性,那种看破不点破的朦胧感,可以让读者在心底变换着不同版本的猜测和设想。对于小月莺来说,曾姨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以及以后在她成长的岁月中,曾姨娘的影子也依旧无处不在。而这样的安排,无疑在表述着曾姨娘对小月莺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譬如,小说中提到的一个小故事,那就是曾姨娘父母的命运,是通过曾姨娘口语化的自言自语来呈现的。从这个层面,所刻画出来的方言,也就具有了震颤力和共鸣感了。那样一种不切实际的臆想,充斥着曾姨娘全部的生活,逃不开,躲不掉。当确切的得知小月莺要被李文祺带离离石,去往太原时,那种无处依附的挫败感,无助感主导了一切。看似不相干的剧情,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悲伤的伏笔。当曾姨娘在塔楼上纵身一跃的那一刻,那几句方言,似乎也在预示着她命运的一种终结。
因为,这时候的方言,是曾姨娘对故土的一种无奈,一种不甘,一种妥协。而前面温存的一种铺垫,让曾姨娘在李府磨坊和李文祺的“撅不开”,更加丰硕了渴望被爱的一种无力写照,这样时代下的女人,注定的命运是无法抉择和追求的。所以,就有了杨栓大粗鄙的骂骂咧咧:这些穷开心的喝怂货。这也从侧面给我们感官上留下了冗长的刺激与不屑。
三
方言的形式在于,能够更加丰满人物的个性和灵魂。
再者,方言可以更大尺度地把握剧情的丰富性,观赏性,耐读性。所以在我看来,方言的加持和运用,是极具重要性的一个环节,缺失了,就失去了原生态的那种味道。那么小说读来也是索然无味,如同嚼蜡一般。我这里换句话说,方言旨在激活更多人物的精神个性,它也可以使我们,从方言的原始兴趣上去推断,这个人物被塑造的人文面貌,以及精神内涵。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方言的使用,同时也在侧重提醒着我们,当下文学,不能一言以蔽之的摒弃传统自然模式,而是要认知到方言所承载的那一部分人文历史,它是我们宝贵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性语种出现,实际上它还蕴含着无穷的情感寄托和生活经验,它能够给予我们浩瀚的力量和精神。
我们还是回到小说中来,小说从小月莺懵懂无知,逐渐转换到顿悟阶段,将她成长的童年情节紧凑生动的铺展开来。这种故事性的叙述风格,有一种追怀岁月的韵味,往下论及那个暗黑时代的尔虞我诈,世俗纷争,让人间的丑恶在这颗幼小的心灵上百态丛生,轮番上演。
作品将苦难撕裂,毫无保留的宣泄出来,又汲取了语言文学的创造性,把那段苦难岁月从容不迫,不徐不疾的娓娓道来。让那些受尽苦难的女子一一登场,邢硕梅,梁慕秀,曾玉芬,许飞燕,崔巧巧,何彩花,水崎秀子。这些历尽坎坷,在命运的漩涡里不停挣扎,寻求光明的女人们,看似有着显赫,尊贵的身份,实则一直被血迹斑斑的绝望所萦绕着。即使具有光明磊落的名字,也逃不脱命运的束缚。她们令人唏嘘的人生,在相互考究着黑暗现实下的人性,她们的呼求无处可依,她们的希望无处可投。在暗黑的深渊里,漫无目的的游弋,彷徨。
当革命的曙光,用枪声和呐喊,把黑暗一点一点剥离,她们渴望改变的命运,开始了果敢而勇猛的抗争。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女性更多的闪光点。从李潇丽开始,到刘佳慧,李玉梅,孙妮妮,看似柔弱的一个群体,却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英雄气概。也许,站在历史的维度之上,俯瞰这些为命运讴歌的人们是多么可歌可泣。她们虽然抱怨过这个世道的不公,黑暗,以及无休止的绝望。但是,她们并没有气馁,而是用觉醒的血液,来浇筑太阳的光辉。
就像在不期而至之中,李老太爷用方言来告诫自己的子孙一样,这么大的家业,不能光靠他。为了不至于让李府衰落,保住这份家业,就得有一个人当家。我是老了,老二你看由谁来当这个家呢?再不能互相拆台,搞不团结,让人笑话嘞。
其实,这样的语境,何尝不是在警示着,在和侵略者殊死对抗的那些觉醒之人呢。小说中的李文祺是晋绥军,而穆占山又属于地痞武装,还有李信诚领导的八路军,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可是,他们却拥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鬼子。基于这一点,这样别开生面的场景,道尽了人世间各种版本的恋歌和挽歌,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一条街,一座院,一个家族,伸展至一座城,一个家国天下,偌大的中国。这些地域组合起来的烽火佳人,不屈不挠也间接的成为了小说的一块试金石。
还有就是,那些以爱为轴心的画卷,向我们铺展开李府各阶层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和休戚与共。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剖析出一个颠覆了人性的深沉画面,那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在中国的土地上扮演着恶魔,摒弃了人性的光辉而恣意妄为,把伦理道德无情的践踏,蹂躏,这是历史的灾难,更是我们通过小说需要铭记的一种悲痛。也许,这也是小说的一种本意,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四
众所周知,山西方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古汉语入声,而声调却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像极了《沐月记》这本文风独特的小说。深谙于人性的种种面貌,使得这部小说展现出的现象,都是在解锁各种人物心理扭曲,拉直,以及麻木不仁和全方位觉醒的过程。
很显然,在当代文学的进化史中,语言艺术囊括了,方言文化的记录与见证,换言之,方言对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作者在小说中大力提倡方言写作的一种精神向度和原始初衷。
在我看来,语言作为人类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延伸出来的各种方言,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一种非物质遗产。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别需要重点保护和传承的价值。且不谈方言的双重属性,单单作为一个载体,就足够我们吸纳和解读了。再者,方言是特定族群和部落之间一种最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地域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格调和认知方式。通常来讲,我们把方言当做区分一个种族和地域标志性的元素之一,所以,这也是方言在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表现形式,直接关系着这部分地域和族群的生活化信息,沉淀着对文化深厚的积累。这也是我对这部小说最大的感触之一,那就是对于方言的实用论和使用论。限于篇幅原因,关于方言具体的论点,此处就不加详论了。
说到李府大院,这一个庞大的家族,它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的融入,在见证着它的衰荣,同时也在经历着他们各自的命运。这些家族成员,他们的为人,性格,以及是非观念和民族大义,都有着鲜明的描述和镌刻。小说中,李老太爷仿佛就像是一位舵手,在驾驭着李府这艘大船,在尊严和处事之道的尘世中艰难前行。说实在话,在李老太爷的身上,我感觉他集合了很多中国人固有的性格特点,忍耐,坚毅,不屈,善良,勤奋。而仿若这些特点和他的身份又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一个地主阶层的人,是不应该具备这样的气韵的。可是,在李老太爷身上凸显出来的这些性格特点,足以说明,阶层论有时候是特别荒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李老太爷身上,就可以真实的,确切的,把这一点完全打破。因为,那些所谓的虚词,并不具备推翻的证据,来把这样蓬勃的现实加以否定。
李老太爷的民族大义气节,是特别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的一种精神品格。
小说中,在李有德身上闪烁的光芒,能够映照出那个时代更多开明乡绅的民族情怀。他们舍小家以保大家,完全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这样的深明大义,也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熏陶,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具备了铮铮铁骨一般的品格和舍我其谁的民族精神。就拿李文祺和李潇丽来说,作为晋绥军的李文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倾向,那种突兀的军阀身份,在任何时候都会被打上一个标签。然而,就是这样的身份,作者并没有去刻意避讳,而是以激昂和不失犀利的笔法,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合格的军人形象。相对的他的这种精神风貌,也给李潇丽树立起一个完美的榜样,这一点,在后来的小说情节推进中,在李潇丽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我也没地方去,不跟着你跟着谁呀?谁让你当初救了我?”
“文祺,你真的这么想吗?”
“唉,也说不好,有时又身不由己,想退,也退不了。”(见《沐月记》第126页)
如果说作者是洞悉幽微的一位智者,那我们读者也是一样可以洞穿故事的原委的。
对于文字来说,也就像这句话一样,如果你赋予我这样轰轰烈烈的字节,我也会把你感动到无以复加。
五
文学创作的格式,在我的理解层面,我觉得包含了很多。而作者采用的创作手法,用一种委婉性的话语来概括的话就是,传统又现代,保守而前卫,先锋且内敛。
整部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叙述风格,跳跃性太大,相当于一个镜头还未切完,就又转向下一个画面。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充分融合了直叙,倒叙,反叙,插叙,梦呓,假象,穿越,铺叙,追叙,让叙,贯叙等手法。各种手法的应用,是那样从容不迫,得心应手。而这样的节奏变化,也调动了阅读的好奇性,使得读者的猜测和臆想,巧妙的穿梭于其间,读过之后令人大呼过瘾。这样脱离按部就班的创作格式,我想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创新,也是当下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一种理性的糅合和探索。客观地讲,这是基于传统和现代小说手法之间,更大程度上还是以传统结构为基座,来进行的一种变革。也就是说打破常规,把原有的叙述手法推倒,用出其不意的写作方式,来重新组织语言的结构,以及故事的整体框架,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无疑这次尝试也是极其成功的。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之中,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倾注了过多的心血。因为,在主人公李潇丽的身上,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作者把自己化身李潇丽,将全部的情感彻彻底底,毫无保留的宣泄出来。山河破碎,故土沦陷,可能是每个有血气的吕梁儿女,都不能够接受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厄难,怎能袖手旁观,躲在暗处独善其身呢。吕梁这块土地,自古就承载着深厚的,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那么李潇丽的人生走向,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太原女子师范学院开始,她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来抗议军阀统治下的种种不公。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即使身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也不遗余力的参与进来,和爱人林迈可一起为敌后的八路军运送物资。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又和丈夫,林迈可先生一起蹀躞千里,奔赴延安。为我党电台设备的改进和教学,做出了巨大的,卓越的贡献。
在延安,林迈可积极投身于无线电的改进和维护,使得全世界能够第一时间,收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他还热情地参与英文新闻稿的编辑,校对工作,而李潇丽却投身于英文的教学工作当中,并且协助林迈可完成上述工作,为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而宝贵的贡献。林迈可是一位杰出的,值得被中国人铭记的国际友人。而身为吕梁儿女的李潇丽,我们也应该铭记她的奉献底色和大无畏精神。
作者在恢弘的叙事,以及宏壮的奋战场景下,为我们塑造出众多的英雄人物。作者善于把控细节,借助小人物自言自语的形式,瞬间就把那种独特的视角渲染开来。用深邃的内涵来表现小人物忧愤而悲怆的情绪,使得大众对现实痛苦呻吟的每个人物,产生了极强的同情感,共鸣感。并且多方面利用多维空间的想象,采取独特的抒情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主题色彩。
我们还是再次把关注点,回到方言上来。
穆占山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见天价穷忙个毬喀嘞。整天开那个啥子狗屁没用的会,能忙哈金子啦,还是忙哈银子?别整天假溜溜,一大套哄鬼的空话大话假话,人脱光了,还不一毬一样?到了咱这地面子上,就要来硬的嘞。见实的喀!你看人家泥腿子共产党,走到哪儿都有人追随,那个才算真本事,一出手就是两把厉害刷子!咱们倒好,别他娘的总是手来,腿不来;腿来,毬不来!日弄成个甚哩?要不然底哈的老百姓都说了,这国民党也快成了刮民党,刮命党啦!”(见《沐月记》第191页)
我想穆占山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是在鞭挞和他一样的人,他们的不作为,乱作为,完全置国家天下于不顾,甘愿充当侵略者的走狗,来助长日寇的嚣张气焰,充分扮演无情屠杀的刽子手,以此来实现他们那丝可怜的虚荣。穆占山的这几句话,铿锵有力,实实在在的说出了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以及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因何要争取独立,建立一个崭新国度的原因所在。
虽然,这样的钩沉历史,并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回味。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我们能够拥有今天幸福的时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所以需要我们加倍的爱护和珍惜!
六
晋语的起源论,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观点普遍认为属于秦晋方言,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源于赵魏方言。第一种的根据是《切韵序》中所论,“秦陇则去声为入”符合现代晋语特征;第二种则认为山西大部分地区归属赵魏,由此而推断得出。实质上,我还是倾向于第一种说法。所以论及先秦,乃至初唐,晋语在文学史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毋庸置疑,这一点,从唐诗中就可以得到全面的论证。
而晋语又在狭义上支分出众多地方性方言,其中尤以吕梁地区的方言为甚。比较有特征的当属离石话,而这种差异较大的方言,更能够突出人物的个性以及灵魂。它连续性的声调变化,粗犷而精炼,嘹亮且铿锵,带有全浊音的演变节奏,更加凸显出悬疑环境场景下的情节走向。这一点,从崔锁孩和崔巧巧的对话上,就得到了足够的证明。
崔锁孩猛然一把就抱住她,而且凌空着又把她平放在炕棱畔上,就要撕扯衣服。
……
“来,让哥哥摸揣一哈巧巧妹妹的奶奶圪朵朵,老哥哥早就想咥你一顿,早就想咥你的抿溜子哩……”
……
“我勾引谁了?我祸害谁了?”(见《沐月记》第399页)。
这样的对话粗俗,可鄙吗?或许,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形式,会让人报以羞赧,亦或是血脉偾张而激发出另一种,所谓的腼腆。然而在我读来,这样的文学描写现象并不存在害臊与羞耻,也没有升格到污秽的层次。相反的,我觉得这样通俗的方言话语,更贴近生活,贴近自然,从而让小说向着多元化,具象化的方向发展,使得小说人物在整体界面上,更加丰厚扎实,更加新颖生动。
趋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性,让我觉得无力去驳斥。这或许会对学术思想的包容性,产生大大的折扣,甚至衍生出新的议题。因而在众多丰富且具备热点的论述里,方言的层次感和画面感,或多或少会引发一些边缘化的不适。然而要解脱方言和文学方面的关系,我觉得方言的特性还是不能够轻易地擦除。因为,这样的一种表现手法,已蔚然成一种新的学术流派,这是介于赓续和新创之间的。
李文祺插话劝解他们消停一点,并不停地唠叨着:“有毬的万一了。你看李队长是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那边的人,你穆司令虽是土匪出身,但现而今也是阎总督手下离石城区的城防司令。都是要眉眼的人哩。再说如今国共合作的大环境,大家可都是同属二战区的友军啊。我们晋绥军与八路军合作打过许多恶仗,这次忻口会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战役之后,一二九师又夜袭阳明堡机场……”(见《沐月记》第322页)。
这一段话的布局,让我看到了核心要旨,这种要素在于平衡,团结,合作。从概念上来讲,所有的抗日武装,都具备一种喋血出击的力量。而这种阶层关系,在民族大义面前,还是能够彰显出中国人共情的一面。面对侵略者,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信念组成的群体,却如同一座巍峨的血肉长城,来抵御日寇的侵犯。这样坚不可摧,精诚团结的民族意志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质。我不免在理解上溢出自己浅薄的一点见解,然而我的语句似乎有点乏善可陈,因为我并不能准确的,把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深入调研,呈现出严肃的解读。
基于这一点,我想,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都应该原宥我的愚见。
七
文学直觉的透视力,纯粹的体现在觉醒程度的击穿力之上,而这种穿透力,是历史空间下的一种必然性,也是一种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文学的本质,其实也是人文学说的一种,尤其以《沐月记》这种类型的小说为准则。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沐月记》的起始,这是一部执念于伟大主题,深情乡土书写的长篇巨著。
于我浅薄的看来,在上一段提及的文学即是人学,从目的论上展开,所有的文学都具有一个崇高的命题,那就是基于人性的一种本质论。在作者李迎兵的笔下《沐月记》纷繁的生活场景,宏大的背景布局,大多袒露出对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一种追问。读者们会好奇的探究,这样精彩绝伦,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真的有这么巧妙吗?在我阅读之后,我不免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样的小说结构设计,并非是作者选择了人物,而是人物选择了作者。就好比小说主人公李潇丽(原型真实人物李效黎),冥冥之中的一种感应,让她选择了作者李迎兵。这似乎是命运一种巧妙的安排,也似乎是一种注定的缘分,让她从李迎兵的笔下重新复活,再一次从历史中向我们款款走来。
我们再次回到小说的本质上,小说一共二十个章回,每个节章四字题语,这样严谨,细心,周密的布展,无形之中给人营造出一种厚重的文学氛围,这样的撰述,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作品的完整性,以及大众读者更为便利的阅读性。《沐月记》中刻画的李潇丽,她的一生确实不一般,她是从封建阶层李府走出来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太原的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到北京燕园的淬炼成长,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和丈夫一起奔赴延安,再到后来的飞洋出国。这样超乎寻常的履历,丰富了小说,也丰富了人物。李潇丽的存在不仅光辉着原型人物,同时也光辉着这部小说,以及小说中这片深沉的土地,吕梁。
还应该提及的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大多是按照山西离石当地的民风民俗展开的,那些熟悉的方言,以及习以为常的美食,婚丧嫁娶仪式,再一次加深了读者对吕梁的了解,认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展现出了作者对故乡的留恋和热爱。这些民族的,地区的,家庭的悲欢离合,命运起伏,结合敲髓震骨的解扣模式,让大家对吕梁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层次的热爱和崇敬。作者李迎兵一直以来,是一位温柔,谦逊,热忱,激情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不仅彰显在他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上,更从侧面体现了他对家国情怀那种深沉的爱意。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以及深厚情感的这么一位作家,在他笔下虽然有小人物的设定,但是最后,他们的形象逐渐丰润成宏大的英雄。
结合小说,再来浅谈一下,这部小说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佐以宏阔的红色背景,挖掘出深邃的文化内涵,向读者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人文吕梁,更是将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来。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使得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充满个性,鲜活的跃然纸上。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来驾驭文字,更需要具备对生活的把控和淬炼,实现这一点无疑需要持久的忍耐力和恒久的坚持力。在我看来作者李迎兵妥妥地具备这样的力量,他留给我们的文学财富,不止局限于一部部小说,更多的是他不停奋进的这一种精神取向。
《沐月记》是李迎兵继《狼狐郡》《狼密码》之后历经数年精心创作的又一部以吕梁离石为历史地理坐标的鸿篇巨制,是一部满怀真情而又撼动人心的精品力作。而这部力作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并收入中国专业作家典藏文库。这不仅是对《沐月记》的一种认可,也是对李迎兵的一种认可。
让我们铭记这段钩沉历史,让它观照现实,蹀躞千里之后,突出史诗品质。
作者简介:贺安,原名贺卫勤。1987年生,山西吕梁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诗集《破茧成蝶·贺安诗选》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