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英的长篇小说《生命之外》于2023年3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并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计13万字，小说以扶贫为主轴。

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并非孤立的，根扎于现实的正是人的心灵渴求更多地了解之后的包容和理解，甚或更多地来自爱的信任与担当。而生命之外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博大和高远的胸襟和品格。不得不说，正是基于这一点，展现了一幅幅真实而又生动的生命画卷，正如罗丹的在以相对的“占有空间的物质（抒写现实的素材）”，来表达一种情怀，一种追问生命的灵魂，一种心系苍生的关爱。

毫无疑问，青年作家李建英的《生命之外》是基于抒写当下的现实，尤其第一人称“我”，更具有了一种难得的代入感。全书共分十九章，在第一章“疯奶”的抒写里，突显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表达，对笔下人物的生存和命运的关怀，跃然纸上。“借着门口透过来的微弱光线，我才看清竹榻上蜷缩着一个人。她身上穿的衣服和盖的棉被看上去很脏，因为常年未曾清洗过，都被染成似同灰尘的颜色，不仔细查看的话，分辨不清人与被子”这样的描写，让读者一下子进入到生存的现场，关注到大众不易察觉的弱势群体，并从接下来“疯奶”对陌生人到访的拒绝态度就能读出其更加复杂的心态，令人唏嘘。

而“疯奶”的故事只是老钱一家命运的前奏或铺垫。跛子张带着“我”见到老钱。老钱家的情况，通过当事人的讲述体会更深刻了。“远远望去他被岁月压弯了腰的样子，仿佛是深秋后，菜地里已经快要干瘪的丝瓜，颧骨突起的脸上打满皱褶，却挂着和善的笑容”这样的抒写，使得老钱与“疯奶”有了不同，至少老钱的心是敞开的，而且能够向“我”倾吐过往的一切。尤其，“我”与老钱的对话有了一种层次感，使得小说场域更加开阔明晰了。在第三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小说的触角伸展到人物命运的深处，随着时间的流淌来展现着命运枝杈的不同走向。

第八章一开头就写道：“我给老钱添了点茶水。他又拿出了他的土烟杆，一波熟练的操作，狠狠地吸了几口之后，又马上收起了烟杆”这个细节，突显了主人公的性格，既有生活日常的细微动作抒写，又有他心理活动微妙变化的展现。正因此，才使得接下来的讲述更让人揪心。半夜洪水袭来的画面，当时的老钱还很年轻，能够在水底托起母亲，还能抓住木门，爬到树上。然后又是某个年代的故事，尤其抒写母亲的最后时刻，突显了现实与命运的沧桑感和无力感。这种逼近现实的抒写，也是文学的传统，无论是曹雪芹、鲁迅，还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具备这种直入现实的力量，对人的生存环境，对人自身的命运，无不体现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

老钱的讲述让我想起余华《活着》里的福贵，但老钱与福贵不同的是他已经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要照顾六十多岁的傻儿子。傻儿子失而复得，傻儿子丢失的几年里经历了什么？只要能够找到，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他拉着我的手，说着祝福新年的吉祥话，我俩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虽然是新年，但我见他并没有穿新衣服，穿着平时干活时常穿的绿色套装，这衣服没有夹层，看上去很单薄”这种视角，突显作者的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通过一个拉手的动作，让“我”成为一个强化小说主体的具体符号，使得人物形象有了更加明朗的展示，这种抒情风格，夹叙夹议的散文化风格，也是这部作品的可识别性特征之一。

具体来说，李建英的这种理想主义人格，体现在他对乡村、特定人群及贫困环境的思索之中。“但每时每刻阳光和风的涌动，依旧给水再次成为雨露雪霜和云彩的机会，只是此云非彼云、此雨非彼雨了。”所以，作者才会借助《生命之外》里的“我”有感而发：“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爱，无条件地去爱人、爱世界。”小说的主轴是扶贫，而扶贫就是要不断地深入到定点的乡村，尤其与具体的帮扶对象进行深入的沟通。写扶贫，却背后的焦点是人和人的命运，老钱及老钱一家人的命运起落，老钱与脚下的土地的某种命定的关联。每一个人须臾不可离的生存场域，其背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体现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关怀和悲悯情怀。

整部小说共13万字。十九章的篇幅里，有一种层峦叠嶂抽茧剥丝的架构铺展，通过一系列零散的讲述和几何图式的拼接，使得小说的面貌又有了叠加式的展示。叙述者“我”与作者是重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场景的呈现，还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命运的变化，都是在“我”的打量中，没有了任何距离感。叙述主体的各个成分总是聚焦于一点，然后展开发挥，并能指向同一种情感和价值，因而有了作者独有的现实底色之上的生命光照。尘世的存在并非超验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人赖以活着的家园正在于这种精神的指向。

小说的推演，也正是“我”的活动范围，而且尽可能在一种虚构和想象的高空之上，一步步落在了正在发生这些故事的现实之中。逼近人物，不仅仅是小说自身审美属性的要求，甚或与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又有着不同，李建英则是直接从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中抓取，正是为了“反求诸己”，任何宗教、大哲的耳提面命，毕竟还是“隔靴搔痒”，而亲历亲为，熟悉老钱，与此同时能够塌下心来，感同身受，就会体会到更多人生的况味。

至于叙述者所呈现的内容层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说书人的叙述身份，而“我”则既是叙述人，却又是在场者，甚或还是主人公现实境遇的见证者。整部小说叙述内容和“我”的思考混搭，叙述者也有自己的故事，有着自己的命运，主人公的讲述与“我”的主观性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叙述层，互为关联，却又互为映照。叙述交错使得小说文本有了一种繁复的波动。不得不说，李建英试图在完成着自我——通过小说文本的推进，突显他所掌握的一切，使得小说主人公有了更多复杂性的展示。当然，也与老钱的人生态度和超然的豁达有关，即便遭遇到父母的悲剧，妻子的离去，儿女的不幸，以及种种打击，但他依然还是默默承受着，无怨无悔。一些场景的转换，一些情节的变化，都是他的性格生成的主因。

古人的“言志”说内涵丰富，众说纷纭。即便如朱自清，也认为志本有记忆、记录、怀抱三种意义，而性灵说，则一如鲁迅的“呐喊”——包涵了性情、真情、个性、才识等内涵。李建英《生命之外》便是通过个体与自我，通过人物标本的细化，通过故事和情节，使得能够进一步达到文学本体的高度，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在寻找最终的、绝对的现实，我们在寻找易逝和有限之流中的恒久之物。”（保罗-蒂利希）如果从这一点看，李建英已经迈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小步。

《生命之外》作者：李建英，男，现年46岁。系湖北省黄梅县公安局一级警长。工作期间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被湖北省公安厅授予“全省优秀户籍民警”称号。

评论作者：李迎兵，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辅导教师。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出版上市有长篇小说《沐月记》《狼狐郡》《狼密码》《雨中的奔跑》《校园情报快递》及中短篇小说集《温柔地带》《美人归》等。首届张爱玲文学奖获得者。《沐月记》入选“中国专业作家典藏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