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涵悦

那本印制精细的教师资格证被发到王墨手上的时候，她才隐约意识到，“做老师”的平庸和琐碎可能将一步步吞噬她对未来漫无边际的想象，这个应试教育导致的重大选择失误的结果终于到来。那一刻，她已经大四了。

浑浑噩噩地在无形之缚中走过十二年的教育历程，王墨由稚童长成少女，脑中却只有教科书上的知识。高三那一年，功利的焦灼时不时把她推到崩溃的悬崖边缘。为了免去学费对于家庭的压力，她以一所知名师范院校的师范生作为提前批志愿，她不知道，自己在懵懂之中，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于未来命运的掌控。当然，她这样选择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当时被一次次模拟考教训得惊慌失措的她觉得自己根本无缘这所名校，另一个，则是因为这是她进入这所顶尖的人文院校的捷径，她深知自己的天赋与热爱所在。

当老师是“决策失误”

大学的前三年她沉浸在顶尖学者们和书册构筑的学术圣殿赋予自己的思想与精神的新生里。于她而言，这是生命的一场智性、真理与自由的狂欢，前所未有，而且，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结束。而大学所在的文化产业龙头城市就像一个满足她所有欲望与想象的魔法星球，她在这里写出了第一个入围电影节的剧本，获得了和诺奖得主侃大山的实习机会，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文创大潮……所有的一切都让她对于自己十二年僵死的苦学感激涕零，也对于新奇的前路满是憧憬。

但是，她全然忘记了自己曾经签下的师范生的义务。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愿意回想黯淡自己的十二年受教育经历，还是，恐惧自己即将黯淡其他人十二年的同时，黯淡自己的一个又一个十二年。

与生源地为上海的她相比，更不愿意面对眼前这本教师资格证的，是和她同班、同校的来自边远省份的师范生们。寒窗十二年，曾经头顶地级市状元光环，或者创造了全省几十万考生前百名奇迹的天之骄子们，在都市繁华与魅惑的泡影渐次破灭之后，他们终要面对埋葬自己祖辈的无垠的黄土地，和社会最底层的薪资水平。王墨的一位同学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乡的“衡水”与“毛坦厂”，他曾经在国内顶尖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带领下发表的关于美国教育的学术论文在这一切面前显得极为苍白。

拿到教师资格证之后，王墨辗转于上海各市重点高中的面试，以一张满满当当的简历来掩饰自己名校本科生这一尴尬学历。从硕博士堆里挤出来喘息的间歇，她感受到一种先天的无力，但是她没有考虑过任何初中的岗位，说不清楚是骄傲还是不甘，还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恐惧。

终于，当她以新教师的身份站在上海郊区一所名校分校的门口的时候，她已经遗忘了大学狂想曲的激昂与肆意，努力扮演“教师”的角色。亦步亦趋之间，她理想主义的浪漫与激情仍然旺盛，不出意外的话，她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

梦魇重现

王墨不止一次在谈及自己对于中国教育的反感的时候，会拿中学时代发生的一件事举例。

那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老师又把几道“典型题目”拿出来讲了一遍，细碎又枯燥。王墨对于这一类题早已烂熟于心，拿出一张白纸，和同桌，一个被班主任斥为后进生的借读男生，悄悄地“画”起了五子棋。几局下罢，三局两胜的她得意地笑出了声，这吸引来了老师的目光。

“王墨，你怎么这么恬不知耻！”这位总是穿着卡其色厚套装、盘发一丝不乱、戴黑框眼镜的中年女教师嘴里狠狠漏出了这一句话。

王墨感到所有成绩加诸身上的虚浮屏障都被撕碎，自己被绑上了伦理禁忌的审判柱。某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罪无可恕，下一瞬间，她又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过是不该和一个男生把头凑到一起，即使只是下棋。

此后，她的心里就烙印下了一个中国教师的形象，一个在小城里固守着机械知识和僵化思想，每天捍卫着可以让在重点班的儿子到办公室吃苹果的便利的中年女性。

当她怀揣着要颠覆这样的教师形象、“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点新鲜空气”的想法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她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在两年后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会厌恶乃至憎恨的老师。

跌跌撞撞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墨算是站稳了讲台。可是，她隐约觉得自己似乎陷入了一片沼泽，而且越陷越深。

每天早上七点半，王墨从办公室慢条斯理地走向教室，感觉自己走在一成不变的音乐铃声和走廊护栏的夹缝里，她想象着自己在这样逼仄的小道里循环，直到老去。每天小道的尽头，都是等待她来抽默的紧张学生。

王墨活在极端的焦虑中，她还在继续着文艺创作，但是借此离开此地的希望并未闪现。庸常的教学生活更是让她不知道意义何在。唯一的意义或许在于学生们的变化。

她想要学生发生样的变化

惊人的进步——如同那十二年带给她所有最兴奋的时刻那样的。

有追求——不像此刻的自己那样一点点沉沦，像一只撞网的兽。

还有——规矩，那是王墨每天寻找掌控感的重要方式。

王墨每天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时段，即晨读、上课和盯学生作业。

晨读，没有琅琅的读书声，她要求所有的学生背出规定的古文内容，背不出就要站起来，一直到教室里满是站着的、愁眉苦脸的小少年们。她要求他们站着背完才能一一坐下。王墨回想起来的时候说，晨读，像上刑场一样，而她，每天都带了一条无形的鞭子进教室，样子果决，让自己振奋一些。

上课，她把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但是章法混乱，有学生如饥似渴，也有学生昏昏欲睡，教书的快乐，她很少感受到。最气势汹汹的时候，是阶段考后在课堂上逐一训斥基础题扣分的学生。很多年后，王墨惊诧自己何来如此磅礴的怒气，以及如此可怖的嗓门。

似乎每天都有不少作业写得不认真的学生，王墨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从学习习惯讲到未来前途，然后就是威胁恐吓，学生眼神木然，她乐此不疲。在一边听到她训学生的老教师说，如果他是学生，恨不能把这样的老师打一顿。

王墨曾经有过一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她天天训斥他，希望他能够老实一些，大半年过去，学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而王墨陷入绝望与自责中无法自拔。觉得自己特别丑陋是她常有的感受。

王墨至今没有想明白，自己当时的焦虑与愤怒来自哪里，是过去的自己和当时的自己的焦虑失控地投射到学生身上，还是自己对于分数和态度的苛刻是一条久绷难松的弦，又或者，她太贪恋传统与制度赋予老师的施威的空间？

那一年，她一直扣问自己教育到底要给学生什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她拥有什么？她能够给学生什么？她选择了离开以分数为导向，理念含混的体制内学校，去往一所国际学校，希望在那里寻找教育的答案，还有关于自己发展的可能。

换工作的那年暑假，王墨开始了教育硕士的课程。老师们反复提及“皮格马利翁效应”、夏山学校时，王墨开始反思自己一两年间的反常，似乎找回了内心澄净温暖的力量，但是她仍然不知道，一个新老师进入学校后为什么会背离自己的初心。

到不了的乌托邦

王墨是在换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国际学校在上海的发展轰轰烈烈，如星火燎原一般。王墨换工作的理由很简单，体验下更前沿的理念，摒弃体制内逼仄的上升空间。关键是，她觉得自己还年轻。

面试的时候，学校欧美风格的建筑、高学历精英范的教师团队、高端的校园活动让她向往不已甚至有点自惭形秽。她喜欢给七八个学生讲难以理解的西方小说，让他们自由地讨论，一步步启发他们，这样学术、轻松的氛围让她感觉非常美好。

终于，她等来了那封offer，她来到了这所一年学费十几万、每年的毕业生几乎尽数进入欧美名校的国际学校。

除了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用电脑和手机与其他同学讨论或者搜索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视频资讯，他们还会一起搭建异域文化迷宫空间，或者探索理工竞赛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获奖，思考与思考“思考”是他们最乐于去做的事情。

如果在课间看到他们，他们或是在大草坪玩球、在教室里补妆，或是窝在图书馆的豆包里，或是在自习室里吃零食喝咖啡，但是，这群穿超短裙、打领带的高中生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永远都是绩点，学习是他们最热爱的一项竞赛。或许是遗传了父辈的基因，或许是明晰自我价值的确证方式，他们更喜欢被认为是精英们培养的未来精英，拥有“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而非仅仅是玩遍全球的富二代。

王墨亲眼见过这群高中生在学校的大剧场和学校派出的行政管理人员谈判自习空间的利用，几十个学生来旁听，几个学生代表据理力争、妙语连珠，颇有外交谈判的架势。她在心里为这个有包容精神的校园点赞，为这群用行动争取权利的未来公民鼓掌。

她回想自己的高中生涯，只知道埋头读书，连和男生说话都要扭捏半天，而她之前单位里的学生们，仍然像十年前的她一样，刻板地操练着教条，眼神呆滞，或因电子游戏肤浅地癫狂，但是不懂得何为自律与敏锐。

教育是分阶层的，王墨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感受到自由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只有给他们一片海他们才能爱上游泳。

一两个月后，王墨就没有时间再去观察这群学生了，她收到了第一封学生的来信。信里肯定了她的教学内容，但是也强烈地表达了希望她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的诉求，要“像其他老师那样，多给我们讨论的时间”。

王墨拿着这封信去找主管，向他求助，主管看完信，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能够胜任你的工作吗？”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主管一直用这个问题来审视她。她不知道自己寻求帮助而公开的那封信竟然会成为严密繁琐的教师考核环节中最重要的“失职”证明，而主管的苛刻的目光会让她在一年时间里患上抑郁症，认定自己一无是处。

王墨同时承担着初三、高一、高二共三个年级、五种难度等级、五个班级的教学，每天备课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有的事情，有一些问题她去请教主管又让她背负了越来越多不信任的目光。

虽然她教得尽心尽力，自觉学生能力有所增长，但是她总是一边拼命学习西方学术体系还冒着被歧视的风险请教主管一边羡慕博士同事们总是轻松驾驭，一边努力设置互动讨论环节想要追求所谓国际化但总使得课程松散甚至尴尬一边羡慕海外背景的同事们收放自如。

对于自己是否是个失败者的质疑声在她心里越来越响，直到使得她接连晕倒、心痛、抑郁。她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被逐出乌托邦的沮丧与羞耻，更害怕自己拾级而上的人生堕入悬崖。

其实她不必恐惧那么久的，因为主管告知她“你不适合这里”只用了几秒钟，而她找到下家只花了几天时间。

这个资本驱动的高端教育工厂看不见一个人的疲惫，更不允许一个人利用这里的资源成长，教师是员工，和其他任何行业无异。

“成长”不被允许，但是王墨走出这栋欧式大楼的时候，内心充满感激，因为她看到了好的教育，虽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学生无法目前还无法企及，因为她看到逐步走向专业的自己，虽然她彼时身心俱疲。

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

王墨离开国际学校后就和几个教育学领域的海归研究生一起创办了国际教育研究平台，来帮助和自己一样接受十二年应试教育的中国教师了解并实践国际前沿的教育理念，帮助他们从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作调整。

她的挫败感消失了，只有振奋，因为她发现和她一样迷茫的中国教师如此众多。半年后，他们的平台就已经成为了上海这一领域的风向标之一。

王墨给我讲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上海人均最高的咖啡厅里喝下午茶。同是教育从业者，我佩服她的功力、悟性和魄力。这两年，她教育硕士毕业、小说出版、研究平台风生水起，而她即将去东京和新加坡度过漫长假期。

我问她还焦虑吗。

她摇了摇头，她享受教师行业带给自己的闲暇、薪酬与假期，更感激这份工作让她能够为教育发声，当然，最重要的是，她喜欢陪伴者近百个孩子成长，彼此温暖。

王墨说，她自己哭过，知道被否定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知道什么样孩子能够更好，所以她想让孩子们快乐地笑。她会让这些体制内的学生中饭时看卫视新闻，算是难得的视听娱乐，也是看世界的机会。她给每个学生都安排了岗位，希望看到他们能够越来越出色。无论演出级别多高，她都会设计几十个人的大型节目，让外向的孩子绽放，让内向的孩子更灿烂。她似乎渐渐懂得，教育是润物无声。

她不止善于让学生学会学习进而提高分数，而且融合中西方的学术体系与教育理念，锻炼学生的能力。她教学生写小说、做研究，严谨地，有趣地。她把自己的教学过程写成论文，引来关注者、支持者和同道者，她知道，自己的自我价值真正实现了。

她不再抗拒回到小城里，因为她给了小城里的学生不一样的教育。

虽然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好在，她和所有的90后00后老师们一样，教育生涯才刚刚开始。